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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18日电题：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

　　中新财经记者张尼宫宏宇

　　“自中国开启药品医疗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新药获批明显提速。”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日前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

　　她强调，诺华是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预计五年内将在中国提交50项新药及新适应症注册申请，并计划2024年实现超过90%的中国新药注册与全球同步。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1年诺华销售收入达到516.26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中国市场销售收入30.52亿美元，同比增长18%，占到了诺华全球总收入的6%。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对于诺华的战略意义？　　

　　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依然还有许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以心血管为例，中国约有3.3亿现有患者，其中高血压患者多达2.45亿。诺华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医药企业之一，从生产、研发到商业运营，全面布局中国市场。我们不断聚焦重大和高发疾病领域，为中国患者提供高价值的创新药物，应对他们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目前，中国已成为诺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中国市场一大特点是韧性。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社会包括医药行业带来了不少影响，但我们看到市场已经开始复苏。诺华面对变化和挑战也及时调整，积极应对，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区业务在努力之下仍实现了增长。

　　中新财经：每年的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都备受关注。今年，诺华是医保谈判申报药品颇多的企业之一，为何诺华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医保谈判？

　　张颖：医保谈判常态化，是国家医疗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诺华长期以来积极参加国家医保谈判，让更多患者受益于我们高价值的创新药，这也是我们不断扩展医药可及性努力的一部分，和我们的企业使命高度契合。

　　自2017年以来，诺华已有超过30款创新药物被纳入中国国家医保目录。2021年，诺华有6款医保目录内产品成功续约，1款新药以及2种新适应症经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近年来，诺华不断加快将创新药引入中国的步伐。仅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我们就有超过35款创新药和新适应症在中国获批。我们也深知，任何创新药物，只有让有需要的患者用得上，才能体现其最大价值。未来，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医保谈判，并探索多元的支付和多渠道创新方式，拓展医药可及性，让这些创新药造福更多患者。

　　中新财经：2015年至2021年，诺华有超过35款药物或适应症在中国获批。诺华在中国的战略重点也是不断加快引入创新药的步伐，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张颖：自中国开启药品医疗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新药获批明显提速。以2021年为例，全年审评通过47个创新药，是2016年的近5倍。

　　诺华是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在新药审批不断加快的环境下，我们顺势而为，持续以创新驱动我们的业务，并进一步聚焦核心治疗领域，加快在中国的新药注册申请。自1987年以来，我们有近90款新药及适应症在中国获批。其中有超过35款是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获批的，包括可善挺等重磅药物。

　　创新本身也是诺华的主要竞争优势。除了聚焦重大高发疾病领域的现有产品线以外，我们也拥有行业最具竞争力的未来产品线之一。我们预计五年内在中国提交50项新药及新适应症注册申请，并计划2024年实现超过90%的中国新药注册与全球同步。

　　加快创新药的引入、造福中国患者是诺华践行企业使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对中国的承诺。目前，我们也积极与包括博鳌和大湾区在内的各方携手合作，不断探索加快引入创新药物的各类创新方式。

　　中新财经：中国药企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仿制药研发，诺华对此怎么看？

　　张颖：在全球医药行业中，诺华一直是研发投入最多的企业之一，创新始终是诺华的发展基石。2021年，诺华的研发投入达95亿美元，占营收比例超过18%。

　　在我看来，创新药和仿制药不是你有我无的竞争关系，而应该是共同促进药物健康可及性的上下游关系。原研药经过多年投入和研发后上市推广并得到专利保护，在专利到期后，仿制药的推出和上市则可进一步促进公共健康，同时也与保护原研药企的积极性实现平衡。

　　医药研发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真正释放医药创新的活力，促进行业的长久和可持续发展，最终为患者造福，提升国民整体健康。

　　中新财经：在国家药品集采和医保谈判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您如何看待诺华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张颖：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2021年医疗费用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11.9%，2021-2026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8%。

　　未来10年内，中国将是诺华发展的关键市场之一，我们对中国充满信心。我们将聚焦心血管、免疫、肿瘤、中枢神经、眼科等中国疾病负担重且诺华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域，带来高价值的创新药物和治疗方案。

　　我们正在不断加快创新产品在中国的注册申请、上市和早期准入。今年1-10月，诺华已有7个新产品及适应症(包括新剂型)获批。另外通过“先行先试”等创新举措，诺华已有6款海外创新特药登陆海南博鳌乐城，5款药品登陆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也认为，在获得高价值药物的同时，提升诊疗水平，让有需要的患者获得标准化和高质量的治疗同等重要。为此，我们与国内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合作，共建重点疾病规范化诊疗体系。

　　同时，我们也继续不断扩展医药可及性，通过医保、商保多元的支付组合和渠道拓展等各种方式，与政府和全行业一道，让创新药物惠及更多患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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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