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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卡”升温，专业从业人员提醒：新手勿跟风******
“球星卡”升温，新手勿跟风
本报记者 孙奇茹
“一张纸片，上面画着人，最贵的那种签名卡竟然能卖好几百万美元！”一位国内著名脱口秀演员在舞台演讲时讲述了自己近期迷上NBA球星卡的故事。近两年来，继潮玩盲盒、球鞋之后，又一个“小众”收藏品开始走向台前——球星卡。
“小卡片”成另类投资新宠？
一张印有运动明星肖像的卡片，能值多少钱？今年8月，棒球名宿霍纳斯·瓦格纳的一张球星卡拍出了725万美元的惊人价格。
球星卡，是以篮球、棒球、足球、网球等多项运动为主的顶尖运动员形象为元素制作的卡片，是一种兼具收藏和投资价值的体育IP衍生品。在诞生之初，球星卡的意义与不少国内消费者儿时从零食包装袋里拆出来的小浣熊卡、水浒传英雄卡并无二致。1880年左右，美国烟草制造商将球员卡作为买香烟的赠品附在香烟盒中，后来球星卡逐渐成为球迷文化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球星卡的购买、流通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Topps、PANINI、Upper Deck等具有独家发行权的球星卡发行商购买未开箱的“盲盒”，抽中全球限量、概率低的卡则具备一定的收藏价值；二是购买已开盒、卡面内容已经明确的明卡。
球星卡的销售状况和价格与赛事进展、运动员的个人动态、球星卡发行的稀缺程度等密切相关。有些球星卡有球星签名，会更受欢迎。“球星卡价格还受球星比赛表现影响。如果球星因伤退出这一赛季，球星卡价格也会回落。”一位资深从业者说道。
业内人士透露，球星卡的成熟市场主要在北美，中国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中。
兴趣变现带热国内市场
一些较早开始玩卡的国内资深“卡友”，逐渐将兴趣变成了生意，也将这项略显小众的收藏品类逐渐在国内推广。据了解，北京目前是中国球星卡收藏与交易量最大的城市。
张邱昊是北京最大球星卡店的运营副总。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小学门口围观玩具小摊上的球星卡，初中时每天放学逛卡店，到如今运营一家业内知名的球星卡店，他把对球星卡的喜爱玩成了专业。
资深球星卡玩家、T8收藏品廊主理人郑嘉琪从学生时代起就与球星卡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10年开始有规模、成体系地收藏球星卡，喜欢收藏顶级球星亲笔签名的球星卡。今年8月，郑嘉琪辞去工作开设店铺，专注于球星卡销售，开启了球星卡跨境电商之路。近期，他的店铺在eBay平台上线短短6周，累计销售额就突破20万美元。
“在我们平台上，每秒钟就有3张新的球星卡卡片上线。”跨境电商平台eBay相关负责人说，中国庞大的收藏爱好者和球迷基数，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少卡遭遇缩水三分之二
需要留意的是，球星卡价值波动剧烈，新手切忌盲目跟风。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不少NBA明星球员的卡，都遭遇过从高点缩水三分之二的暴跌行情。
记者获悉，在“兴趣变现”案例的激发之下，部分新手抱着想“低进高出”赚一把的心态购买球星卡盲盒，希望自己能开出高价值的稀有球星卡。然而，一位北京球星卡店店主透露，整箱球星卡往往价格较高，动辄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一箱，很少有人能直接买下，因此“众筹开卡”“组队开卡”成了卡友之间的常态。即便如此，卡友们也常常因为不断开盲盒的冲动而付出高昂代价。
从事球星卡行业多年的张邱昊提醒：“建议初入门者不要盲目拆盒，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的球星开始买明卡，这才能真正体现体育收藏的价值，盲目追求稀有的球星卡，投入太大，风险也大。”
《北京日报》2022年10月14日第15版
中新社70年丨58年前，中新社专访了李四光……******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在八月中旬的一天，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房间里，从沉寂了几十年的新闻稿件里，我分明闻到了历史的味道。
那是一捆捆用牛皮纸、塑料绳打包好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牛皮纸上有毛笔或钢笔书写的“中国新闻，19XX年X月——X月”字样，它们刚被同事们从仓库里搬出来，解开绳子，从泛黄的书页中散溢出的陈年的味道，即使是戴着口罩也闻得到。
尘封的稿件
“是为了庆祝中新社成立70周年要整理资料吗？”我首先想到的答案被中新社香港分社技术部主任唐建生老师否定了。
他告诉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日前致函中新社总社称，《李四光年谱》中提到，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
但中国科协没有保存资料，希望中新社协助，而中新社总社现有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于是，寻找尘封58年新闻稿件的任务，落在了中新社香港分社身上。
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也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始建于1954年6月，后成立“《中国新闻》代销处”，出版发行港版的《中国新闻》，刊印中新社电讯通稿，代销中新社电讯通稿、图片、专稿。
在中新社香港分社供职38年的市场部副经理吴育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港人，1984年入职时在发行部，参与印刷、装订、发行工作，对《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的过往再熟悉不过，寻找专访李四光稿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由他担纲了。
▲唐建生(左)、吴育生(右)在成堆的稿刊中寻找58年前的稿件但关于这篇稿件的信息是模糊而有限的，只知道年份，只知道关键词是“李四光”。好在《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封存时候标注有年份，吴育生老师找出1964年的所有稿刊，循目录和标题逐页寻找。
因为保存得当，即使时光久远，这些“故纸堆”没有遭受蠹虫的啃噬，没有遭受潮湿的侵蚀，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稿刊用纸薄如蝉翼也完整无缺，铅字排版的印刷也清晰如昨。
回溯历史
翻开一本本电讯稿刊，仿佛进入时空隧道，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新闻跃然纸上，令人感慨。
逐页翻至1964年9月16日时，目录中出现的标题《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让吴育生老师眼前一亮。这篇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仅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就比解放前增加一百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文中还提到，李四光说，旧中国给许多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人不出国留学，就不能成为像样的科学家。
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消息的结尾写道：李四光最后说，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是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成就。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感到无限欣慰。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更迅速的发展。
1500字的长消息，对于以“中新风格”享誉新闻界的中新社报道来说，实属罕见。后经上报总社并和中国科协确认，这条中新社消息就是《李四光年谱》中提到的文章。
稿件找到了，而我对于这些“故纸堆”的兴趣却更浓了，我开始从中寻觅、了解中新社的历史。
▲最早一期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发行于1954年2月13日。遗憾的是现存稿刊是在1954年2月14日发行的第二期。稿刊为竖排，标注着“中国新闻社编印”，登记证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登记证新字第十五号，定价每份人民币一千元(折合现行人民币一角)、港币两角。注册地址则有两处：广州市惠福西路毕公巷十二号，广州市邮箱三零七号；北京市王大人胡同六十七号，北京市邮箱五十四号。
▲在收录着《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一文的1964年9月16日那期，是第3823期，稿刊信息唯一的变化在于定价，调整为每份人民币2角5分、港币6角。
▲1991年9月2日的第91208号稿刊为竖排，发行方为“中新社香港分社”，注册地址为：香港轩尼诗道三四二号九楼，定价已不再显示。
▲1997年7月1日发行的第97129号《中国新闻》稿刊，为激光照排，依然是繁体字，但变为横排。据吴育生老师介绍，他1984年入职时，还是总社把手抄的电讯稿传真过来，香港分社据此打字排版再印刷出来，因为主要是发给海外报章和海外华侨去看的，所以一直用繁体字。
他也会按照之前老同事按月整理装订的方法去做好资料留存。
中新社前辈们用他们的辛勤笔耕为新中国留下历史的初稿，而在目前翻阅的有限稿刊中发现，1964年10月前的所有稿件，都没有留下记者的名字。但正是这些前辈，为成立初期的中新社描绘出“中新风格”的底色。
于2000年11月入职中新社的我，看到的《中国新闻》稿刊，已经是总社发行的简体字十六开活页本，登记证号为中国第一刊号：CN11—0001。
后来，活页稿刊被图文并茂的彩印《中国新闻》报所取代，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清新活泼的《中国新闻》报无论是在代表委员驻地，还是在人民大会堂、梅地亚新闻中心，都是一纸风行、广受欢迎。
弹指一挥间，2022年10月，中新社将迎来七十华诞，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中新社，把所有的荣光都沉淀在“中新社电”的字里行间，为历史留存真实、生动、多元的初稿，而作为一名中新社记者，与有荣焉，不敢懈怠。
作者：索有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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